凡对中国证券市场稍有关注的人，大概都已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
高校所办或所参与的产业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异乎寻常地崛起。君不见近年来特别是从今年以来，凡带有高校背景的上市公司，如清华同方、东大阿尔派、天大天财、中国高科、同济科技等，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上耀眼的明星，其具有的高科技属性以及伴随而来的非同一般的高成长性，使它们成为股民的宠儿，股价一升再升，有的甚至在短短几个月内飙升50％乃至一倍以上。
一些业绩平平或业绩很差的上市公司，一旦与某高等院校实行资产重组——甚至只要有这方面的风声传出，也顿时身价百倍。这种现象已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上一道奇特的风景线。
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便是延中实业。今年3月上旬，其股价在半个月内从徘徊已一年之久的9元左右，突然飙升到17元，令股民们瞠目结舌。资产重组是肯定的了，然而是跟谁重组呢？不久风声传出，是跟北大方正，怪不得它有如此风光！但令人更为大跌眼镜的是，在15元至20元的价位上整理盘旋一个多月后，它的第二波升浪以更加磅礴的气势展开，5月中旬价位已站稳在30元以上。此时，证券时报才正式刊登了北大方正已收购它部分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的消息，公布的新一届董事会9名董事中有5人来自北大。新董事会工作报告宣称：公司将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全力完成公司的洁净饮水综合开发项目中的外高桥工程；公司要借助北大的人才和科技优势，使延中实业成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代表。
之后，这类“神话”便接二连三出现，人们争相仿效而且屡试屡爽：南洋实业与上海交大，新黄浦与复旦大学……不仅是绩差公司，包括那些中国证券市场上最具实力、业绩最优良的上市公司，也有这方面的动向。
这种“联姻”并非剃头担子一头热，高等院校方面也表现出了空前高涨的积极性。据悉，北京和上海的一些著名大学，已纷纷走出校门寻找合适的上市公司实施资产重组“借壳上市”。除前面说到的北大方正参股延中实业，复旦大学参股新黄浦，交通大学参股南洋实业，最近又传出上海交通大学昂立公司向上市公司大众出租转让部分股份、上海大学与上海汽车工业集团联合组建研究所的消息，在证券市场上激起一浪又一浪冲击波。
中国高等院校缘何突然在证券市场吃香起来？大企业集团缘何纷纷谋求与高等院校“联姻”？高等院校又缘何积极参股上市公司？这种“联姻”的内在动力和机制是什么？它又在酝酿着什么？
高等院校板块和大企业集团板块均为中国社会中特别有实力和影响的支撑板块。
高等院校板块集中地拥有中国最精华的人才和优秀科技成果，由于它突出地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水平、实力和未来，该板块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大企业集团板块集中地拥有中国的国有资产，掌握着重要的经济活动，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权重位高。
然而长期以来，这两大板块彼此间缺乏沟通，缺少了解，在相互连接上不是“裂缝”很深，就是彼此“重叠”。
记者自1983年至1992年在武汉工作的十年间，每年都从各大学拿到1—2本本年度的科技成果集，全省50多所大学，科技成果总数不下几千，其中不乏“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的，理论上能创造的价值都在几千万甚至几个亿，但实际上真正能转化为产品或商品的不到其中的十分之一。
原因在哪里？
大企业反映，高校的很多成果只注重“先进性”，不注重实用性，这是一；二、很多高校教师来工厂搞科研出成果，主要是为了评职称和著书立说，而对成果的实际应用和成本核算等方面往往不很重视或脱离实际。成果转化不了，工厂白花钱不算，还留下后遗症。
高校反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对科技成果的应用积极性不高；科技成果的转化需要资金、时间，还要担风险，有些企业看中了某项成果，想搞，但没有钱，白搭；有钱又有眼力的大企业，在合作中又往往摆出一副老大的架势，成果转让费又少得不成比例，一旦转让成功，成果也归到了企业名下，吃亏的总是高校，这种不平等交易如何做得长。
本报1994年12月6日头版头条发表的《陕西科技领先缘何经济滞后》一文，曾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就深刻地反映了这种长期“隔阂”所带来的反差。
只要认真考察一下，即可觉察到在今天的中国，高等院校和大企业集团这两大板块的“联姻”已在更广泛、更深刻的领域里展开。这种“联姻”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合作”，甚至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产学研结合”，而是一种真正的相互投资，相互渗透——大企业集团用资金投资高等院校，高等院校以智力投资大企业集团——“联姻”的结果是双方得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结成产权和利益的共同体。
本报今年4月9日发自上海的一篇通讯《上海：知识经济春潮涌动》，报道了最近一段时间出现在上海的这一热潮：企业界竞相投资高新技术产业，与科技界联手抢占新时代的制高点。报道第一次明确地把这种“联姻”与“知识经济”联系了起来。
之后上海这方面的消息犹如春风扑面而来：
——华东理工大学与上海太平洋集团公司正式签约，共同组建“上海华理环保发展有限公司”，重点开发和生产用于制服汽车尾气污染的高科技产品；
——上海家化集团与4家高校院所组建实验室；上海电气集团与上海市农科院共同推进温室工程国产化；上海大学与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联合组建上海汽车金属材料研究工程中心3个研究所；
——虹口区与同济大学签订科技合作协议，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由虹口区政府首期出资5000万元设立的科技开发基金正式开始运作；
——上海市住宅发展局等与上海交大联合筹建住宅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将把注册投入的1．5亿元房产（约500—600套房屋）按成本价转让给上海交大，并先为交大垫付30％的房款；
——上海市图书馆和复旦、交大等30家成员馆，与宝钢、石化等10家有影响的大企业联合推出“知识干线”计划，即由这些图书馆组成“知识干线”，向10家大企业提供快速信息通道和信息咨询服务，包括邀请科技界、教育界、企业界人士举办科技知识讲座和提供最新的图书资料等。
两大板块的“联姻”首先发起在上海，而且来势如此迅猛，力度如此之大，我们是否已经可以听到中国知识经济时代向我们走来的脚步声？
5月下旬，记者赴武汉采访时也感受到了这种气息，华中电力集团公司和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的“联姻”便是其中成功的典型例子。
1997年2月，武汉水利电力大学董事会正式成立，华中电力集团公司、中国三峡开发总公司、葛洲坝工程集团、深圳能源股份公司、红桃K等93家国内著名大企业成为董事单位。简短的成立仪式之后，华中水利电力集团公司当场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签订了《科技合作协议书》，由集团公司投资1018万元、学校投资人才和技术共同开发3项重点科研项目。其他董事单位也纷纷跟学校签订了各种合作协议，这些企业的老总们对参与办学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校长龚洵洁对记者说：“1018万元是我校电力类学科得到的一笔最大的科研经费，以往得个几十万、上百万就高兴得不得了了；更大的区别还在于：这一次，出钱的企业和企业家由以往的捐助者变成了学校的投资者和举办者，而学校由以往的接受捐助变成了企业平等的合伙人——知识作为一种资本已经被企业和企业家所接受，这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
华中电力集团公司总经理、武汉水利电力大学董事长林孔兴告诉记者：董事会并非“花瓶”而是办实事的常设机构，一年多来已与校方开展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科技合作，联合组织具有长远性、储备性、前沿性科研项目的攻关，联合申报重大科技攻关项目，联合建立工程开发中心和技术开发中心，联合培养企业急需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
据悉，华中电力集团公司同时还是长沙电力学院董事单位，3年多来，该集团公司已陆续向长沙电力学院注入4000多万元资金，使这个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华中电力集团公司还是在全国电力系统中第一家设立博士后工作站的大企业，它下一步“联姻”的目标是清华大学。林孔兴前不久在会见清华大学副校长关志成时明确表示：只要有好的项目，能培养出一流人才，集团公司对科技、教育的经费是敞开的，希望今后与清华大学在科研方面的合作是全方位的，在人才的培养上是多层次的。
当记者问及华中电力集团公司为何如此热衷于向高校投资——尤其是像长沙电力学院目前还谈不上对集团公司作出对等的回报时，林孔兴这样回答：形势逼着你这么干，不这么干就有一种岌岌可危的紧迫感。
据了解，华中电力集团公司下面涵盖4个省的电网，总资产达1000多亿元，经济实力在全国企业500强里排序第8名之前，1997年实现利税45亿元，经济效益在全国5大电力集团公司里排序第二。
危机在哪里？
首先是大电网运行的安全性问题已成了悬在企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林孔兴总经理介绍说。电力属技术、装备密集型产业，特别是上大电网后，对技术和装备先进性的要求变得极其苛刻，就如我公司所辖的华中电网，要求4个省所有大电厂发电机转动的角度、速度必须完全一致，只要有一处出丝毫偏差，整个电网即刻瓦解；而电网一旦出问题就是巨大灾难。众所周知，1977年7月13日纽约一次大停电，造成的经济损失极为惨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电网的血液就是高科技。因此随着电网的负载量越来越大，时刻跟踪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和测控手段，确保大电网安全运行，已成为我公司最大的也是最关键的课题。要有效地攻克这个课题，光靠我们自己不行，必须跟国内一流的技术力量和科研实施结合起来——去年投资给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的1018万元就用于这个方面。
其二：电，过去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现在也进入了市场竞争，谁的电廉价安全，用户就用谁的。要廉价就得降低成本，而降低成本的“灵魂”就是提高科技含量和管理水平。国外机组从煤到电的转化率为30％，我国的转化率是28％——别看只差2％，由于煤的成本占发电厂总成本的75—80％，这个差额是很大的。我国的电网到了基层、特别是到了农村后，管理不善、设备差、耗电多、线路损失很大，每度电创造的价值仅为西方发达国家的1／3乃至1／5。也就是说，只要提高科技含量和管理水平，现有的电网就能发挥成倍的效益。
其三是人才。提高科技含量和管理水平必须同时提高全体员工的素质并需要大量复合型人才，这也在逼迫企业投资教育。
总之，林孔兴说——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已经把大企业推上市场这个激烈竞争的“战场”（这种竞争在家电领域已演进到白热化的程度，在电力行业正在悄悄展开），而市场竞争的实质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换言之，是市场竞争“逼迫”企业家去叩响高等院校的大门，是市场的巨手“导演”了两大板块的世纪大“联姻”。
在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召开的座谈会上，学校的管理者们从另一个角度认同了这一点：
随着改革的深入，一部分企业率先成为改革的得利者，而拥有最多知识的高等院校，大多依然穿着“旧衣服”，捧着“金饭碗”讨饭吃——这一点，只要看华中电力集团新盖的办公大楼气派宏大，而相距不远的我校办公楼面貌依旧就很清楚了。说起来，我们还算好的，有的学校连生存都困难。
高等院校也希望穿“新衣服”，也渴求发展壮大，但消极等待政府拨款这条路肯定是走不通的。为此多年来我校一直致力于探索自我壮大的路子，而且，全国已经有一批校办科技企业脱颖而出。我们也注意到了来自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的一组数据：截至1996年底，全国高校先后创办了2919个科技企业，年销售收入达到122．6亿元，利润总额为12．3亿元，上缴税金5．4亿元，上缴学校5．5亿元。
但毋庸讳言，大量的校办科技企业，目前还面临着资金匮乏、经营管理不善、销路打不开、规模做不大、产权关系不明确等诸多问题的困扰。
因而，跳出小打小闹、小步小行的框架，走出校门，直接找有实力、有眼力的大企业“联姻”，借助后者的资金、设备、管理经验和销售能力，迅速把“蛋糕”做大，成为许多高校的最佳选择。
当然，学校教务长强调说——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不能走向偏颇，学校的首要任务是教学，不是办企业，更不能把厂校“联姻”仅仅当成是学校筹集资金的“渠道”，那样是没有生命力的，是短视行为。学校应适应知识经济浪潮，树立主动、直接、有效地服务于经济建设的观念，使自己的“特殊产品”受“市场”欢迎，自己也才能发展壮大。
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这种“联姻”主要还是依赖于企业领导人的觉悟和明智，而不是依靠政策和机制来推动。
就在记者采写这篇述评时，5月28日，本报头版头条刊登新闻聚焦《一项发明的际遇——代铜材料为何七年徘徊》，叙述了一项专利发明“代铜材料”，徘徊7年未能形成产业的坎坷遭遇。这件事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没有政策的支持、没有明确的立法、不建立必要的机制，上述“联姻”是得不到保障的。
今天林孔兴在总经理的位子上，华中电力集团公司和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的“联姻”得以建立和发展，明天若换了个总经理对此不感兴趣，“联姻”就可能解散；如果代铜材料发明者遇到了林孔兴式的领导，他的专利可能早已被大企业所用，可惜他没有遇到，就只好跟小厂合作；一个村支部书记就有权力掐住一项重大的发明创造的对外推广，竟没有哪一条法律能动他半根毫毛，新闻曝光了又如何，如果他还是不觉悟，发明者大概只有再等待他7年；反过来，那些积极倡导和推进了“联姻”并因此为企业、为学校、为社会、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的单位和个人，又得到了什么政策奖励？再者，又如何通过政策来引导、推动这种“联姻”、通过立法来规范这种“联姻”、通过建立完善的机制，使这种“联姻”成为大多数企业和高校的行为而不是少数先知先觉者的要求？
相信这一切都成为现实的时候，我们就不仅是听到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前奏曲，而且可以听到它在中国大地上气势磅礴的进行曲了。
中国的企业和高校都在期待着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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